在文字批評可抵達的領域，我們與生俱來地與藝術品或詩歌有隔閡。我們有幸會遭遇這樣的藝術作品：似乎在我們的理解范疇內，但又無法言說，一旦試圖闡釋或言明，它們便會溜之大吉。它們是語言無法抵達的世界，它們占有某種神秘，卻又與我們的存在產生隱秘的鏡像關系。也許，《莊子》正是這樣的作品，維特根斯坦告誡我們慎言。
臧北的詩集《無須應答》，亦當如是觀。
臧北的詩，看起來皆在日常生活的藩籬之中，敘述者（詩人）在生命的泥淖中反復打滾，不勝苦楚。然而，在我看來，它們卻在我們的日常經驗之外，在此岸與彼岸之間，我們必須行走在懸于空中的繩索，才能略略發現它們曖昧的面目。
北京的朋友高嶺戲說臧北，相當傳神，而又誠懇。他說臧北風度謙謙，行止有度，身上有“羞愧”的氣質，卑以自牧，含章可貞。我常想，這“羞愧”是雙向的，一方面，他低于塵埃般地活著，低著頭，“吃土以自活”，“羞愧”地行走人間；另一方面，他“羞愧”的姿態足以使我們羞愧。
高嶺說臧北的“眼神里有幾分孩子的童真，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非常少見，這一點也體現在他的詩歌里。他得益于能夠保存一些時光消蝕的本性，當這些氣質注入詩歌后，出來的作品就極其干凈。”誠然！他長著一張高僧大德才配擁有的臉龐，他的眼神清澈寂靜，似乎透露出某種說不出的無辜。他有水一樣的性格，既是柔弱恬淡的，無色無味的，又是無堅不摧的，隨物賦形的。他有一顆細膩而幼小的心靈，然其貞固之志永不可奪。有時候，他的雙手會在琴弦上滑過，會叫我想起他寫下的那些叫做《賦形》《有贈》或者《瑪麗》的系列組詩。我就想啊，在古代，他會是誰的好朋友呢，嵇康阮籍，還是陶淵明王摩詰？
事實上，詩人認領的身份不過是“小丑”，而非名士：
只要黑暗中，綻放如花
你的笑靨
我的生活只有這些：
你和黑暗——
我的羞愧
我的信仰
——《小丑》
小丑與黑暗已融為一體，作為小丑的“我”靜靜地觀看自己拙劣的表演，“羞愧”已別無選擇，而成為一種信仰。《魔術師齊托》（捷克詩人米洛斯拉夫·赫魯伯作品）中的齊托當然是魔術師，也是宮廷小丑，似乎比“我”這個小丑要來得幸運一些，他遺憾自己的失敗，但成功地逃出國王的魔掌，“他離開了宏偉的皇宮。/飛快地穿過群臣/回家，回到一枚堅果之中。”當這種“羞愧”不可更改之時，我們看到的是詩人的憤怒和嘲諷。有時，他也求助于迷幻劑：事情也許就是這樣/那致命的迷幻劑/讓他覺得失敗和衰老并不可恥（《大衛王》）……
身為“小丑”的詩人，又是一位遲疑的佛教徒，他在佛陀的戒律中發現自己生理的悖論，在禪宗中發現自己純真的自性。他的那份虔誠與堅貞又常常在時代的背景墻下顯得形影相吊，時如孤松，時如野鶴。在他“草色遙看近卻無”修行過程中，詩人的好奇引領他向神秘未知的領域，他輕輕跨過信仰的籬笆墻，悟證的不僅是教義，更是世界存在的真相和精神深處的自省。《與德武在西園寺》中，“我們在最外面的/那圈磁共振上，散步/聽著雷聲”，在寺廟聆聽佛陀開悟的“我們”，發現的是一種必然的生命存在。
同時，在詩人的眼中，上帝是無所不在的。據我粗略的不完全統計，在《無須應答》中，上帝或為主角或為配角，現身20余處，還有他的兒子（那個木匠的兒子）基督也不甘寂寞，形如鬼魅，不時閃現。臧北是一位上帝翻譯者，他寫下了各式各樣戴著不同面具、懷有不同心思、脾氣不可揣測的上帝。“就像上帝說，我必然降臨/但他從不降臨”（《先知》），這約伯式的責難；“他在復寫紙上/復制自己”（《創世記》），他是多么無聊乏味啊；“上帝開始慢慢收回他的光/他累了/他需要睡眠，以便/重新愛這個世界”（《傍晚》），上帝不過是個平常的人，他需要休息；“哦，上帝也趕來湊熱鬧/就讓他敲起手鼓/我們只管跳舞”（《歡樂頌》），上帝來玩，也只能做一個鼓手；“女人們甚至也有能力讓上帝/變成嬰孩/一絲不掛的上帝/躺在女人歡樂的子宮里”（《女人們》），女人們擁有孕育世界的能力，而上帝同樣由她孕育；“每天我都給上帝寫信/告訴他，我愛你”（《論愛情》），當然，詩人也有求于萬能的上帝。
我更愿意把詩人看作一位虛擬的上帝，一位時光中的基督。
然而，詩人才是他的當行，那些令人心動的詩人形象也投射到他的容止中來，或多或少，他的身上有了陶淵明的淡泊、孟浩然的自然與弗羅斯特的自適。他用最樸實的修辭、最簡潔的詞語，看起來，這些詩歌是那樣的平白淺易，簡樸得令人震驚，而在這樣一個扔到茫茫人海中無法引起一絲漣漪的庸常面孔之后，是他精準無比的表達，是他舉重若輕的閑庭信步。
我們給院子換了柵欄
朽壞的鐵柵欄被工人們拖走了
放在小推車上
我們覺得一陣高興
到院子外面去再也不用
繞過整棟樓
新柵欄干凈、整潔
有一個可以上鎖的小門
我們把小門鎖上
我們整天把小門鎖上
但我們看看柵欄，又看看小門
心里一陣高興
工人們也高興
他們吹著口哨
把舊柵欄換成新柵欄
——《換柵欄》
在《換柵欄》中，他用寂靜、謙遜的真誠描述一個動人心魄的日常場景，這是一個真實的瞬間，刊落繁華，生活的無限秘密、世界的存在真相莫非如此，平常心、平常事，“我們”心里高興，工人們也高興，自然而然地完成柵欄的新舊交替，完成人與事物親切的對話。里爾克說：“藝術家應該將事物從常規習俗的沉重而無意義的各種關系里，提升到其本質的巨大聯系之中。”在這里，詩人實現了這種“巨大的聯系”。在《修剪玫瑰》中：“妻子出門送花去了/她每天要給城市送去/很多玫瑰花/新鮮的，喝飽了水，象征不同的情感/但它們的刺被我偷偷留下來”。詩人發現生活中美的光芒，玫瑰的嘉獎。哦，請剪下它們的刺吧！他在主動選擇中享受這種返回故鄉般的幸福與寧靜。
在臧北的詩歌中，輕逸是顯而易見的傾向，但這輕逸又飽含詩人對于世界對于生活的愛與恨、體察與頓悟。正如最偉大的喜劇恰恰是悲劇一樣。在臧北那些形象生動的詩篇里，開滿了隱喻（包括明喻、轉喻）的花朵。它們有著潔凈單純的面孔，但又灑下了走向歧義和可闡釋的種子。想象力與漢語張力之美在這里得到有力的明證。
我又開始吃土了
味道那么好
什么都會變
只有土不會
一年四季
從生到死
我只要一點點水就能活下去
那些咬起來“咯咯”響的土里面
有螺殼和砂子
它們把我的牙齒
打磨得白亮
像一頭野獸的牙齒
現在一切就都簡單了
就只剩下我和土
一個吃
一個被吃
——《雷貝卡》
雷貝卡是《百年孤獨》中那個喜歡吃土的小女孩，她頑強地生活在那個骯臟的馬孔多，也因其擁有吃土的本領，至死都高傲地活著。她是堅強的，她是孤獨的。“我”即雷貝卡。在詩中，“我”是雷貝卡的一個原型，“雷貝卡”也實現了在文學作品和現實生活中的自由置換。在某種意義上，胸懷幽憤之心的詩人就是這個時代的雷貝卡。在紛繁動蕩的歷史變局中，拉丁美洲兩百年的孤獨，中國人兩千年的孤獨，詩人有限的四十余年的孤獨……在個人命運與詩歌表達的獨奏中，達成一種走向平衡的諧振。詩人的形象凝固為一個吃土的孩子……正如他在《鷹阿嶺》中寫到的遺民畫家戴本孝那樣：“他們是真正的遺民/從未失去驕傲之心”。 對詩人而言，他自由地穿行于各種真實或虛構的典籍之中，亦正印證古人所言的從“我注六經”到“六經注我”的體察世界萬物的運動軌跡。
令人著迷的是，臧北還從自己傳統的詩歌領地中開辟出一塊想象性文學的自留地，它們類似于某些時刻的卡爾維諾或圣瓊·佩斯，變異過的卡夫卡或阿雷奧拉。它們是這些篇什：《在鐘表匠隔壁》《羅睺》《有時候我們不需要彼此應答》《霧》《登山》《打陀螺》。它們首先是奇異的詩歌，當然也是寓言，是小品，是童話……哦，它們是詩歌動物園里冒出來的小怪獸，古怪精靈，參差陸離，當然身上都貼著“臧北”的標簽。它們是新異與偶然的美學。
如果你有幸通讀《無須應答》，你也許會感知到臧北的詩歌作為一個整體性的小小星球，一直在轉動、在跳躍，在它隱秘的運動中，隱藏著人類的憂傷、哀愁、愚蠢和虛偽，曲折地坦露“我”的悲憫、竊喜和自艾，在矛盾的時光中、寂寥的自我否定中，我們將返回到文字帶給我們原初的神秘感動。他是一個吃土的孩子，可同時還是個窺探了上帝與生活秘密的禪師。